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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建华来源=《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外交属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主权国家特征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上层建筑，文化传统在其决策过程中，与现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国际因素一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断言：“自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作为曾经并且仍然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外交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国家，自历史上形成的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它的外交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它的现代外交理论和实践。俄国地缘文化传统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目标取向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罗斯国家版图划分为欧洲(习惯称欧俄)和亚洲(习惯称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这条“带子”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余公里、宽40－60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大的俄罗斯平原之上。俄罗斯民族起源于欧洲内陆森林，但俄罗斯文化传统却表现了海纳百川的特点。自公元9世纪60年代始到公元17世纪初，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经受了来自北欧的诺曼族系的瓦良格人、来自南欧及西亚的土耳其人、来自西邻的波兰——立陶宛人，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等异族的“刀与火”的洗礼，从而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它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以至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忽而西方取向，忽而东方取向的“钟摆现象”，而且成为俄国历史中的常态现象。对此，俄国思想文化界既表示认同，也表现了苦恼。甚至因为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的不同，在19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截然对立的知识分子两个阵营：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西欧派代表恰达耶夫感叹：“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年以后的世界》中也曾评说：“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选择东方式道路，还是选择西方式道路？俄国哲学家赫尔岑将其称为“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问题又被历史地提了出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侨民思想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有一块欧亚大陆，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充当沟通两块大陆和两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角色。著名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认为：“在从前在地理上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旧大陆的土地上，它成为划分的第三个、中间的大陆——‘欧亚’，欧亚主义的名字由此而来。”苏俄红色领袖托洛茨基也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上述问题涉及国家外交决策时，它立即演化成选择东方主导外交，还是选择西方主导外交的难题。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是俄国独立行使对外政策和殖民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东方主导式外交。该时期的俄国在地理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陆国，无力争夺世界霸权，它所推行的是以“地域性蚕食体制”为特征的地区霸权和殖民政策。因此对周边弱小国家或民族（如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的征服和“完成使西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并入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版图中，是17世纪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伊凡四世顺应俄罗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和商人的要求，积极对外用兵，拓疆掠地，于年占领喀山汗国，年8月又将阿斯特拉罕并入俄国，控制了通往里海的门户和通往高加索的重要通道。年，伊凡四世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２倍多。年1月，在沙皇政府的威逼和利诱下乌克兰首领（盖特曼）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率众归附沙皇俄国，接受沙皇政府的“保护”。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了俄国的西方主导外交进程。该时期俄国农奴制经济迅速发展、达到巅峰并衰落时期，也是俄国绝对专制君主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殖民扩张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对东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地域性殖民向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转变。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中评价彼得一世的外交政策时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然而，“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彼得一世在为其皇位继承者所立的遗嘱中指示：“俄罗斯将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朕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迅速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在达到它们那样强盛时，就很容易和必然征服它们……朕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注定要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浪涛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因此，他训诫其继承者，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他指示后人将外交重点转向西欧洲、东欧和北欧，“……这样我们就能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如果说彼得一世是“近代俄罗斯政策的发明者”的话，那么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这个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恩格斯评论“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波兰了，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可以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年），通过与普鲁士、奥地利合作三次瓜分波兰（-年、年、年）灭亡了波兰，将波兰大部分领土和西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版图。恩格斯评论：“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这样三个大国（即法国、奥地利、英国），他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和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他在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国王约瑟夫“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政府控制之下”。继而年俄国吞并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克里木汗国和整个库班地区，同时占领北高加索的大片土地。根据年俄国与土耳其签订的《雅西和约》，摩尔达维亚大部分并入俄罗斯，其余部分（包括比萨拉比亚）在年被沙皇俄国全部吞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34年间，使俄国的版图由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万平方公里。年沙皇俄国吞并立陶宛全境，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年），兼并了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大片土地，将比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借法国独裁者拿破仑打破欧洲均势之乱，与拿破仑达成了旨在瓜分欧洲的《提尔西特和约》（年）。恩格斯评价：俄国“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随后亚历山大又借拿破仑之败役而进军法国，成为“巴黎的主人”，并且主导了借口“神圣”和“正统”名义而组建的俄普奥“神圣同盟”（年），此为俄国西方主导外交政策达到巅峰之举。年克里木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卒，标志俄国西方主导外交政策的终结。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根据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规定：在西部，俄国势力退出多瑙河三角洲地区；在西北部，俄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摩尔多瓦；在南部，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黑海及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宣布中立。克里木战争的惨败标志俄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完全丧失。克里木战争中上任的新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在战后思考俄国外交政策时最先提出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概念，提出俄国暂时放弃对欧洲事务的积极干预，致力于外交和军事上的“休养生息”的建议。哥尔恰科夫留下了他最著名的那句话：“人们责备俄罗斯自我孤立以及在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正义的事实面前沉默不语。有人说俄罗斯生气了。俄国并不生气，它正在积蓄力量”。在对西欧政策严重受挫后，俄国内的“东方派”立即声誉鹊起。他们极力鼓吹向东方各国实施扩张和殖民，其理论是：“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征服的东西。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和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沙皇政府也在一段时间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放至东方，以图取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之利。到19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沙皇俄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俄国获得了对整个中亚的控制权。此外，沙皇俄国利用欧洲列强竞相在中国逐利、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机会，从满清政府手中获得了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厚利。在苏联时代，自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试图兼顾东西，以“世界革命”为导火索而引发西欧和东亚的政治变革，将其纳入苏联的政治和外交体系之中。基辛格评价：“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斯大林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考虑苏联的安全。年，斯大林说：“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对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根据这个思想，苏联在苏德战争开始时即着手在北起芬兰湾，南到黑海的周边地区，或者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以武力威胁，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的维斯杜瓦河以东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又占领了捷克的外喀尔巴阡山地区，日本的北方四岛和中国的阿尔泰山脉以北唐努乌梁海地区。20和21世纪之交，新俄罗斯又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他所说的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刚刚独撑家门的俄罗斯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她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新俄罗斯时代既继承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大部分的政治版图，也继承了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也不得不继承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下的外交选择的困惑。年前是“大西洋——欧洲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俄罗斯在外交上奉行了对西方和美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年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不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成是伙伴，而且看成是盟国”。外长科济列夫则把它理解为俄罗斯将奉行与西方“完全伙伴化的方针，与西方一体化”。时任俄驻美大使，后任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卢金则干脆称这种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年后在北约东扩和国内日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政府转变了外交政策，强调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叶利钦总统在年6月签署的《关于国家安全》咨文中强调俄罗斯不打算从属于任何国际力量中心，俄主张在世界多极化的原则之下，建立西部的莫斯科—柏林—巴黎，东方的莫斯科—新德里轴心关系。在思想文化界，曾经风行一时的“大西洋——欧洲主义”受到排挤和谴责，新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上升。新欧亚主义者继承了历史上的“官方国民性”——“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原则，演化成新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人民政权和大国思想”。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坚持俄罗斯文化优越和俄罗斯民族的普世使命理论，同时又强调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里，只有俄罗斯才能将“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曾担任俄联邦副总统的鲁茨科依认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当代哲学家亚·巴纳林则认为：欧亚主义就是“在生活和建设的统一原则下联合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非西方的特殊的文明类型”，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积极因素”。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主张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世界又一轮重新瓜分的中心”，就必须牢牢掌握“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外交方针和路线。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年后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年6月，普京与中、哈、吉、塔等国领导人协手建立东亚地区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年4月，普京又宣布俄罗斯的目标是融入欧洲主流经济。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来自西、南、东三个方向，俄应通过与北约建设性关系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保卫南部边界的安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保卫自身东边的安全，即把俄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集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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